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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作者】:张瑜教授 【时间】:2012-11-16 【人气】: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毕业生,是中国科大1958级的学生,在纪念我们敬爱的系主任和恩师、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能有机会来到著名的中南民族大学,与大家相聚和交流,深感荣幸。

    我发言的题目是《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内容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有以下几个部分。一、为什么我要改变高考第一志愿;二、钱学森先生亲自为我们制定教学计划,聘“科学院的大炮”也就是顶级科学家为学生授课;三、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四、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我们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五、钱学森先生重视管理科学;六、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我想以“百人一院士、千人九将军”作为我发言的引语。实践表明,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具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当之无愧的杰出教育家。钱学森先生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之一,是以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的十位委员之一。在担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期间,确定了近代力学系的办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亲自指导学生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在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等指导性文章。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填补我国科技空白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5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5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50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这种千人出一院士,即每千名本科生中就出一位院士的比例在国内高校中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而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文革前入学的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1000人中出了8位院士,比例为千人出八院士,而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500名毕业生中出现了5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的学生为例,那么近代力学系200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现了3位院士,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除此之外,在近代力学系的这八届毕业生中,还涌现了9位将军,其中有7位少将、2位中将,他们大多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所以除了有“百人一院士”的美誉之外,同时还有“千人九将军”的人才培养业绩。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和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成就的得来绝非偶然。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钱学森的学生,我想主要以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为线索,与大家交流和分享这方面的体验与心得,共同探讨人才成长、人才培养这一重要课题,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钱学森先生。

    第一部分:为什么我要改变高考第一志愿。

    历史还要翻回到1958年的初夏。那是我正在北京四中上学,高三的第二学期,莘莘学子开始为高考填报志愿“处心积虑”,要列出一个国家很需要、很有发展前途,同时又是自己很喜爱且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志愿序列表,北京四中是一所名校,学生们的平均学业水准较高,当时我和许多同学并不愁考得上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填报好第一志愿。那时北京四中理工方面的课程很强,物理老师张子鄂、化学老师刘景昆都是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劳动模范,前者是全国人大代表,后者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物理是我的强项,想来想去,第一志愿还是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因为当时它被认为是最难考的、搞尖端科学的专业,比如原子能等等。其实对于高中的物理课程我最喜欢和擅长的是力学部分,原子物理还在其次。前苏联1957年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有志学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人。而我对航空航天几乎着了迷,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运动学、动力学乃至天文学,兴致很高,求知欲很强。我曾不止一次地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观看前苏联有关宇宙航行的科教影片和科学幻想影片,对其内容至今印象很深。怎奈不知道该报哪所学校的什么系或专业为第一志愿,将来才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研制工作。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时的校名是北京航空学院,也只有航空方面的系科,看不到有航天方面的专业。一天傍晚,我父亲从北京市教育局开完会回家,他当时任北京市第五十中学校长,因学校离家远,工作又忙,通常只有周末才回家。不知是因为教育局离家较近还是那天他刻意中间回家了一趟,他手里拿了个不大的笔记本对我说:“会上传达了一个即将见报的重要消息,中央决定成立一所新型的、专攻尖端科学以填补我国急需空白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校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开设与火箭、人造卫星等相关的专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任数学系主任,还有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高分子物理与化学、技术物理、生物物理、化学物理、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等等相关的系和专业。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可找到我倾心的学校、系和专业了,钱学森先生当时就是一位在国内外素享盛名、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了,是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对我来说,也不例外。于是我暗下决心,把高考第一志愿义无反顾地从著名老校清华大学金牌专业工程物理改变为新创办的中国科大力学系。我这里为什么说是暗下决心呢,因为在当时科大公布的消息比较晚,我们高考志愿表已经交到学校,要想把它要回来改志愿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压力,但我想到为了今后一生的作为,我一定要把它改过来。可以说中央鼎力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先生任力学系主任,这一事件在我成长的重要路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中央创办中国科大的决心、魄力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钱学森先生的影响力,这一改变是不可能的。1958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题,报道前一天即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正式成立。

    第二部分:钱学森先生亲自制定教学计划,聘请“科学院的大炮”授课。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一、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指明,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这一思想在现在看来没有很新颖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这么做了,但是在当时却是大胆的创新思维。自1952年始,我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其主要倾向是理、工分离,受前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专业分得很细,清华就是工科院校,培养技术员工程师,北大物理院就是理科院校,培养研究人员和师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以中国科大为实现教育创新的空间与平台,实践出一条比较成功的人才培养之路。二、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深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才有后劲。他要求给学生打好坚实宽厚的科学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然而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就不一样了,突出的是先进性和前瞻性,与世界科学发展技术的最前沿紧密相连。不难看出在他的课程设置中又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安排和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帮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化学课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因为《普通物理》对近代力学来说是重要的基础课,学两年。第一个学年严济慈讲,第二个学年钱临照讲,他们不仅是在国内,在世界上也都是顶尖级的科学家。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又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力学所第十一研究室,即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所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从以上的师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先生对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和智慧。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第三部分: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进入大学四年级后,我们期盼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已《星际航行概论》为书名,出版了他这门课的讲稿。按照钱学森先生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学时,分12—13讲,每讲3时,一学期讲完。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科学实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一次。13次课,他那么忙的人只调过一次时间,这说明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开课的第一次在1961年的9月18日,最后一次是1962年的1月8日,快放寒假了,因为我每次听课前先在记录本的右上角注名日期。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的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大阶梯教室,力学所也有阶梯教室,但是没有自动化研究所的大,所以选择自动化研究所的阶梯教室。由于座位有限,一些老师和专家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和马扎,加放在大教室的过道中和边角位置。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大楼西头的大阶梯教室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因为人过多,没法维持教学秩序。因为大家听说钱学森讲课,都来听课,另外对钱先生的保卫工作也格外重要,所以要凭证来听课。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陪同他步入教室。每次他来的时候总有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人员陪同,这位警卫或者秘书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过这种车型,很庄重且典雅漂亮。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是也蕴含着坚定自信,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秘书或警卫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我们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把事情办得很稳妥。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件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因为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在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到工整漂亮的板书,均令人赞叹。即使单从授课方法和教学法的角度,也堪称出类拔萃。应该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优秀教育家、科学家的风范并存,这是难能可贵、很不寻常的。我曾听过某些很有成就的学者讲课,他们的学问很深,但教学法欠佳;也听过一些讲课法和口才很好的人的课,但却缺乏科学成就为其教学内容作支撑。而钱学森先生的课,极高造诣的科学成就与极优良的教学法兼备,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以外的东西。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他当时印发给我们的亲自编订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第四部分: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我们的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翻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近代力学系开始定名为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两周以后,也就是1959年1月12日,中国科大校刊发表了我以校刊通讯员名义写的一篇稿子,叫《模型火箭上了天》,报道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当时科大校刊是两周才出一次,现在这本校刊陈列在中国科大的校博物馆内。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就是它的成员,又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我们再来看一篇大事记,这是1960年2月28日,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做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的工作报告,那时我们已经升到二年级。钱学森先生做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我们再看一篇大事记:1960年8月,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大事记记得相当不错。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9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场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范围很广、地地道道的一个大组了。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有着很重的科研负担,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没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工作已成家常便饭。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有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火箭小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前苏联的《火箭技术导论》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中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儿。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也就是我们的小火箭还增添着育人的色彩。搞小火箭不单是为了出科研成果,还要使学生得到教育和锻炼。哪方面的教育呢,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和学风等等。1956年,我国开始搞“两弹一星”,由周总理挂帅召开会议,在全国调集了几百名顶尖级的科学家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钱学森先生任学科规划组长。会议的后期科学家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争论的内容是:许多科学家不赞成中国那时候搞导弹原子弹,理由是国家很穷、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人才也不够,必要性和可行性皆不太具备,不赞成列入规划,特别不赞成马上上马。有几位科学家坚持不但写入规划,要立即开展,如果不立即开展,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一派科学家代表人物是3个人。周总理最后作总结,我同意某某的意见。这“某某”是两个字,却代表着3个人,即“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使用的火药——一种高能燃料,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了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也有点吃惊。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至今令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或三四页之多,这封信火箭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传看,记得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几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教育及保密工作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作为可能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后来中国科大由北京下迁到安徽。几年前,就是2008年,科大庆祝校庆50周年,从2007年开始动员我们写回忆录,找资料。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多方托人查询、查找过这封信,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钱学森先生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下午,全校的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我所在的那一组,组长当然是钱学森了,就在北京玉泉路校办公楼楼上的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一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火箭小组的工作到1959年、1960年开展得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到重视科学试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经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这都是很先进的方法。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火箭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和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小火箭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不少同学出于热情立志搞大火箭,作为第一步,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主任及时正确地引导我们,他指出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同学们有着繁重的课业任务,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并且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以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和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1960年夏天,我们主要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中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和校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王卓同志等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同期,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了一个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马汉山吊岭沟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实验,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此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就成百上千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的订单,并在内蒙、吉林、云南等常发生干旱的地区,进行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实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等派人来进修学习人工降雨火箭的设计和研发,一些新闻媒体也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时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做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只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这在5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的形成,对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观念的树立以及德智体全面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和发扬光大。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科研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第五部分:1963年我从中国科大毕业后分配留校任教师,从事气体动力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直到1983年。我在中国科大上了5年学,工作了20年。1980到1983年,我在中国科大工程热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兼气动大组的组长,著有《膨胀波与激波》一书,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他人合译了美国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类的教科书《可压缩流体动力学》,198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1987年,我在美国纽约市立学院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与美国教授联名完成了研究论文和技术报告,1988年4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美国航空与宇航学报》,我的专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行;1982—1983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组建管理学院,当时管理学院平地起高楼,急缺师资和业务骨干,于是管理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就来到中国科大本部想动员一批教师到管理学院工作。我也是被动员者之一,但是要使一个从事原专业教学与科研达20年的教师改变专业方向是很难的。当时管理学院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在原专业领域内有很强的业务背景和教学科研成果,正是你们转搞管理科学的优势,科学院的管理学将以科学研究的管理为重点,有在科研第一线的工作经历,对于转搞科研管理正是难能可贵的”,还说:“不要求你们放弃原专业的研究甚至教学工作,只是希望你们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兼搞国家急需的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管理学院负责同志带来的下述信息对我最终愿意调往管理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一、当时国家亟待建立发展管理科学;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以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等也都极力主张和倡导加强管理科学的建设,包括加强对管理科学人才的培养。这也是科学院组建管理学院的重要背景和重要原因。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钱先生的工作那么忙,有一个时期,他还坚持每周一次到有关研究所参加例行的系统科学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1983年8月,我调入到管理学院,先在管理科学教研室工作,后又兼任过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所从事的业务工作领域逐步由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转向管理科学。1983年—1993年的10年间,我已经调到管理学院来了,但我实际上是跨气体动力学和管理科学两个学科的工作,而且这两个学科“距离”很远。我为中国科大指导的气体动力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于1993年毕业,那时我调入管理学院已经10年了,还搞气体动力学。直到1995年,我调入管理学院12年后,我还在国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一级学科刊物上如《力学学报》和《工程热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94年以后,我开始指导管理科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评审管理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1990和1995年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波士顿和北京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学术年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科技园区建设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后来我成为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会员,1990年后任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学术秘书,之后被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跨入本世纪以后,我对从美国引入的一门著名的高端管理培训课程进行了汉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补充研发。先后应邀在海尔、海信、新疆特变电工、北京电力设计研究院、华北电网、国家电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还有中科院力学所、高能所、合肥分院,还有新疆昌吉市委市政府,徐州市经贸委等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展管理培训。2002年5月,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上发表有关管理的文章。2008年夏,我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中的专家组成员,应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之约,为奥运志愿者中的48名管理骨干进行了为期近4天的《有效的管理者》课程培训。奥运结束之际,我获得了北京奥组委“观众呼叫中心”颁发的“优秀志愿者”奖状,同时还获得了我申请成为奥运志愿者时的原推荐单位“欧美同学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每当我从事管理培训取得成功、受到普遍欢迎的时候,我时常不由得想到钱学森先生对管理科学的态度及其对我转向管理科学的重要影响,使我步入了众多企业和事业单位有迫切需求的一片新天地。

    第六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正因为这样,当他知道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那时的美国当局制定了所谓的《麦卡锡法》,那是一部反共法案,对共产党人搞白色恐怖,反共成为当时美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他们相当了解钱学森先生的才华。钱学森先生1935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去加州理工学院,成为有“超音速飞行之父”之称的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得到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二战期间,他的老师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钱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冯·卡门对钱学森说过,你的业务水平超过了我。钱学森先生向往新中国,这更是当时的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1950年,钱学森先生就在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被捕,之后遭长期软禁达5年之久。他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在被软禁期间写成的。我们看到钱先生在遭到迫害、失去自由、身处逆境的时候,仍然珍惜宝贵的光阴,为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含辛茹苦,奉献着他的智慧。该书在译为中文版发行之前,就以英文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在国际上发行了,这是一部具有非凡价值的开创性的科学名著。1956年国家颁给他的自然科学技术一等奖主要依据就是《工程控制论》。美国政府对阻碍钱学森回国、限制钱学森自由一事始终封锁消息,后经钱学森先生夫妇历经千辛万苦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的协助下,终于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密写给祖国经多方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证据,据理力争,使钱学森先生终于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了祖国这片热土。他刚回国不久,有位记者问他:“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答道:“对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方向,即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有人感慨地说:“钱学森的这一肺腑之言,正是他在海外学习教学工作20载的重要体验。”他从来没有申请过美国国籍,他说:“一开始我就是要回国报效祖国的。”这也是他归国后殚精竭智50多个春秋的行为准则。了解这一段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钱学森先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开创我国的航天工程,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可以那样地呕心沥血,且功勋卓著;为什么他那样拥护中国共产党,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们也敬仰他,爱戴他!以“高风亮节,国之瑰宝”来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不为过。

    在中国科大大事记中有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院力学所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技大学人民币11500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所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历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的引路,无比幸福。他们德才兼备,言教、身教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像许多爱国杰出的科学家和爱国志士一样,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让我们学习钱学森先生高贵的思想品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学习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而又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非凡的治学本领。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断以科学发展观创新科学教育理念,更加卓有成效地培养科学技术领军人物,也就是杰出人才,以及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懈奋斗,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张瑜教授 【时间】:2012-11-16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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