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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南湖大讲坛第二十讲  范先佐教授文字整理稿)

【作者】:范先佐教授 【时间】:2012-11-16 【人气】:

   大家知新世纪指导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于2010年公布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文件2005年就开始研究制定了。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到2020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期,也就是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怎样的状况。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已经作出了预测:到2020年我们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大家知道,在2002年我们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000美金,翻两番就是指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两番。这个跟十六大的提法有点不一样,十六大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里讲的是人均。当然,我个人理解人均翻两番比总体上翻两番肯定要多。那么,它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智囊机构,一个是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它于2005年1月份出版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经济现代化研究),报告预测:2002-2010年,我们国家人均GDP以9%的速度增长,现在看来已经达到;后10年,报告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增长速度为7.5%,所以,我们今年总理的报告,也就是7.5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预测,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将达到3514美金。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美金的概念,是2002年的不变价格,因为美金已经贬值了很多。这个报告不仅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进行了一个预测,而且也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预测,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到2020年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将降低到22%,工业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到38%,服务业劳动力的比重增加到40%,增加值也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当时我们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多少?48%。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那么经济结构将发生变化,我们的教育结构必然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教育总是需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一个智囊机构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发展研究中心里面有个对外经济研究部,于2005年2月份向当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提交了一个主题报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年会,邀请世界各个国家知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到我们国家研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问题。当年的主题报告是《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也是分两个阶段进行了预测。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代表了政府的声音,所以前几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每年就是8个百分点,实际上,超过了一点。后10年,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同样有所放慢,将保持在7%左右。按照2002年的汇率和价格计算,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达到1700美金,2020年,将超过3200美金,请注意,这都是2002的不变价格,不是今天的美金概念。综合起来看,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再翻两番,如果说折合人民币,按照2002年的价格是多少?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个亿。按照现在去年我们已经达到四十七万二千个亿,说实话,人民币也在贬值,估计今年会突破五十万个亿,这里是200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约为3000美金,应当说,这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只要世界上不发生重大的战争,国内不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我们到2020年,按照2002的价格计算,我们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金一点问题也没有。

    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五化”。在这个“五化”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因为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在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金到3000美金的时候,既是这个国家和地区良好的发展机遇期,但同时也是矛盾的多发期。我们这里讲的是人均,如果人均达到了,但是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国家和社会就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样一个局面。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如果一个国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是很难稳定与和谐的。所以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到2020年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预期。教育的发展既要受经济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教育的空间布局结构的影响。什么叫人口的年龄结构?比如说我们大陆,13亿人口是既定的,那么在这13亿人口里面,是青少年占的比重大还是中老年占的比重大,这对教育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办很多老年大学,这主要是让退下来的老同志陶冶情操、幸福地度过晚年。如果青少年占的比重大,对教育的需求就大,压力就大。另外一个教育的空间布局结构。什么叫教育的空间布局结构?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人口是既定的,人口是分散在农村还是聚集在城镇,这对教育的布局是不一样的。如果大量的人口分散在农村,那么就需要办更多的学校和教学点。还有一个教育本身的存量,也就是教育本身是个怎样的状况。大家先看看2009年的情况,2009年我们全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是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二万,巩固率是90.8%,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完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那么高中阶段的在校生是四千六百二十四万人,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79.2%,到去年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5%。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是两千九百七十九万,毛入学率是24.2%,到去年大概是25.2%。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基本情况。刚才讲到,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特别是学龄人口。那么请看看,到2020年我们的学龄人口是怎样的情况。2020年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出生期间大致是2006-2014年,也就是说2006-2014年这个阶段出生的孩子到2020年是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那么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是出生在2003-2005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出生在1998-2002年。2001年的统计表明我们全国的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是24.15岁,初育年龄平均约为25岁。据此推算,2020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母亲年龄段在2000年的时候是11-19岁。也就是说2000年是11-19岁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将来生的孩子到2020年的时候是接受义务教育的。为什么这里用2000年的数据呢?因为当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还没有开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2010年,我们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11-19岁的女性人口是九千七百八十一万。我们全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是1.8个左右。尽管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强有力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现在全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仍然维持在1.8个左右。这应当说是很了不起的进步,这一数值最高时曾达到5.4个。那么用1.8乘以九千七百八十一万,得出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为一亿六千四百六十八万。所以我刚才讲到的规划纲要中的是一亿六千五百万,一个整数,接近2004年的水平。2004年是我们国家各级各类教育学龄人口的高峰年龄段。刚才这里我们讲的是满打满算,但是如果考虑到一些规律,世界上一些影响人口下降的规律,我个人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对我们国家来讲,有三大规律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出生率的下降。哪三大规律呢?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不是增长,而是下降。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长期处在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欧洲国家,除了在欧债危机上遇到一点麻烦以外,它的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们长期为人口所困扰。我现在有几个学生在德国,有的读博士,有的做访问学者,有的拿着洪堡奖学金。他们去年春节回来告诉我,德国现在为了刺激人口的增长,一个家里如果生4个孩子,不仅社会和政府要为这个家庭提供大量的补偿费用,而且这个家里是免税的,完全免税。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为了刺激人口增长,一位女士如果生了5个孩子,不仅政府、社会要提供大量的抚养教育费用给这个家庭,而且还授予这样的女士“英雄母亲”的称号,但是很少有人去争当这种“英雄母亲”,这是在欧洲。另外,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应当说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国土面积跟我们差不多,但是它可利用的土地比我们多一倍。请注意,美国人口长期保持在2.6个亿到3个亿之间,突破3个亿的时候并不多。日本,原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我们超过了,他们不太服气。我去年看到有个材料,日本现在人口出生率也是非常低的,所以日本有些学者担忧,说日本人口出生率这样下降,100年以后,日本这个民族将不复存在。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这里我以香港为例。记得我2005年5月1日到香港,5月8日,他们的小学教师和部分家长上街游行。游行是什么引发的呢?香港是七百万人口,比武汉市还少一点,它每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两万来人,鉴于这种情况,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就想撤并一些小学,原因是人口出生率下降。这时候这些小学教师就不干了,说人口出生率下降不要紧,那段时间他们的媒体就讨论要搞小班化教学,说这个小班化教学如何如何好。实际上香港中小学的班级规模同大陆比较来讲是比较小的。它的法律明确规定,中小学的班级规模,最大不超过36人,超过36人就违法了。因为当时与特区政府没有谈妥,所以8日这一天,一些小学教师在香港教师工会的支持下,和部分家长上街游行,给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有媒体说有5000人,有的说8000人,有的说超过了10000人,总之有好几千人。到我7月初回到大陆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香港当时新任特首曾荫权先生一上台就在媒体上公开号召:香港的每一对年轻夫妇至少要生3个孩子,以应对香港老龄社会的到来。这和我们大陆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未来10多年,可以这样讲,我们国家的经济肯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这样一种规律,我们的人口出生率还会下降,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的规律。国民素质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出生率也必然会下降,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的规律。第三个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国家当前特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每天的流动人口是2.52个亿,而这个流动人口主要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既促进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让他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知道要想享受城市这种高度的文明,决不能像在农村那样无节制地生下去。另一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讲,在城市里,抚养费用、教育费用比农村要高得多,这也迫使他们减少生育。以往城市里的人总觉得农村里的人是无节制地生下去,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前两年,在英国政府海外发展部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主持了一个《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的课题,成果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通过调查中国中西部地区6个省38个县177个乡镇,所到之处,深深感到农村人口也在急剧下降,特别是学龄人口。比如说,湖北钟祥是一个县级市,108万人口,2004年,它的中小学生是十七万八千九百人,到2010年降到14万多人。湖北省英山县是个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不到42万人口。我们从这个县的计生委得到了1998年到2005年间每年的新生婴儿统计数据。1998年是3890多个人,到2005年降到1900多人。所以说农村人口也在急剧地下降,另外大家从媒体上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的中小学生人数是急剧地下降。所以如果考虑到这几个因素,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还会低于这个一亿六千五百万,其他年龄段的学龄人口都已经出生,而且都低于2004年的水平。所以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到2020年期间,我们国家的一个总的背景是,各级教育学龄人口逐渐减少,数量型教育需求在降低,数量上对我们国家教育的压力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而经济发展将大大提高教育的供给能力。我们说3000美金跟1000美金,无论个人家庭,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对教育的供给能力会大大地增强。实际上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现在这种发展势头,绝不止3000美金。因此当时我们给中央作出了一个这样的判断,到2020年期间,中国的教育发展有一个相对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是需求在降低,另一个方面供给能力大大地增强。就国内相关城市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到2002年,中国的上海、北京、天津人均GDP分别达到了4900美金、3350美金、2690美金。也就是说,我们到2020年,要达到或接近的这个水平,这3个城市在2002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也是我们全国到2020年要达到或者接近的水平。那么,当年这3个城市的教育发展是什么样?普及了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40%50%之间。而现在这3个传统的直辖市,他们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进入普及化的阶段,超过了50%。也就是说这3个城市在2002年经济和教育所达到的水平也就是我们全国到2020年经济和教育要达到或者接近的水平。根据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础,未来学龄人口变化的情况和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参照国际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经验,可以大致估计,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普及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5%45%之间。这是当时给中央提出的建议。我们有一个表,分四个年龄段,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以2004年和2020年做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小学这个年龄段,如果按照满打满算,2020年学龄人口稍微高于2004年的水平,如果考虑到我刚才讲的3大因素,那么很可能还会低于2004年的水平,其他几个年龄段2020年的学龄人口都会低于2004年这个最高峰的年龄段。那么我们当时给中央的建议,现在当时除了高中阶段,当时我们提出85%,这次规划纲要是提到90%,高等教育是40%,这次规划纲要中没有变,也就是基本采纳了当时给中央的这么一个建议。所以规划纲要里的一些指标不是某些人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经过严格的计算和推理推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第三个问题,2020年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构想。实际上有些在规划纲要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确。总体的构想,首先讲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这就是到2020年我国教育的整体的战略目标,即“两基本一进入”,特别是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进入人力资源强国,我们党和政府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在陈至立同志当教育部长的时候,她亲自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研究成果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提出到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这次明确地提出到2020年,并且规划纲要里面什么是人力资源强国,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我们国际教育的发展情况都有具体的指标。我们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什么?核心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重点是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我认为这是抓住了我们当前教育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坦率地讲,我们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比较差。这是我们教育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未来社会的组织者、领导者就是今天的教育培养的学生。如果我们社会责任感不强,这对我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讲,不是好事。所以这次明确地提出核心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重点是提高社会责任感,这是战略主题。到2020年我们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这次规划纲要可以这样讲,它从学前教育到终生教育,我个人认为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首先是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为什么这次对学前教育这么重视,而且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学前教育的问题,可能这是我们政府第一次这么重视学前教育。我们经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管这是个有争议的口号。如果说有这个起跑线,这个起跑线在哪里,就是学前教育、幼儿教育。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前些年,由于受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幼儿教育社会化”,也就是说政府基本不办学前教育,把它推给市场。结果造成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幼儿园。从全国来讲,公办幼儿园的比重是33%,武汉市当时是38%38%是什么概念,把大学的幼儿园都算成公办幼儿园,也就38%,农村孩子接受幼儿教育的不到50%。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就输在了这么一个起跑线上。另外一个,刚才讲到,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这又导致了一个问题,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我们说流动儿童主要是指带到城里的儿童,现在带到城里面的儿童大概2000万左右,留在农村的有5800万。5800万里接受学前教育的大概将近2000万。很多家长常年在外面打工,就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其他亲戚照看。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的成长起步于什么?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再就是学校、社会。但是现在家庭这个很重要的环节对很多孩子不复存在。怎么办,只有教育机构来承担一个这样的责任。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机构再不承担这个责任,恐怕将来出现的问题会更加麻烦。那么按照西方国家的一句名言,“不去办学校,就去办监狱”。另外我不知道大家去年从媒体上看到没有,说广西有个村,1100多人,其中有100来个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被公安机关抓进去了。为什么呢,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到了大城市,到了经济发达的地方,看到这么高度的文明,这么发达,心里不平衡,找不着好的工作,就去偷去抢,触犯法律,那必然被抓进去,包括村支书的儿子。从这里可以说,这个教育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从幼儿教育开始抓起。某种程度上讲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我们社会转型期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我们提出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着力于保证留守儿童入园,道理就在这里。第二,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现在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应当讲我们的义务教育是非均衡发展。什么叫非均衡发展,就是有的学校好得不得了,有的学校差得不得了,有人形容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是,城市的学校像欧洲,农村的学校像非洲。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义务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教育,不是北京的义务教育、湖北的义务教育、贵州的义务教育、甘肃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必然带来很多问题,如接受教育的不公平,人们心里的不平衡乃至社会的不和谐,所以是我们今后10年教育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教育的重中之重。高中阶段的教育,到202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具体来讲,达到90%,这里两个概念大家要弄清楚。一个是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并不是没有提及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它是强制性的、免费的,这里说是普及高中阶段的,没有提这个是义务的。第二,高中阶段的教育不完全指普通高中,它包括普高、职高、中专、技校。第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形成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因为职业教育在我们国家,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的决定》里面,当时对于职业教育有这么一个结论,认为职业教育是我们国家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尽管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很快,但是应当讲职业教育仍然是我们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讲,对国民素质来讲,职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德国经济为什么发展得比较好。包括这次欧元危机,实际上对德国影响并不大。德国劳动力的素质非常高,劳动力素质靠什么,靠职业技术教育。有研究认为,德国上大学的学生只有30%多一点,还不到40%,更多的年轻人,70%的年轻人是接受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所以德国的劳动力素质就非常高,德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这是从国外来讲。从我们国家来讲,我们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的设计、研究方面的问题,而是我们劳动者的素质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所以这次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那么对高等教育就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接着就是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搭建终生学习的立交桥。前面讲要建立终身学习的社会。什么叫学习型社会,就是努力形成人人兼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确实在一些国家,别说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在香港,在地铁里看看,乘客也主要是在读书看报。去年我们大陆乘客在香港地铁里面吃东西,受到香港人的非常严厉的批评和处罚,我们大陆有些人有意见,实际上这是在他们那里严格禁止的。很少有人大声喧哗、吵闹,这些现象在国外,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非常少见的。当然学习型社会不都是读书看报。欧洲许多国家我去过,我看到他们学校的教室后面有一架或两架钢琴,大中小学生下课以后可以去弹一弹,这在我们国家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我们现在很多高校,除了艺术学院有以外,其他的很多都没有。另外到美国,我看到电脑十分普及程度在很多教室里面甚至走廊里面都摆着,随时可以上网,随时可以收集各种信息。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学习型社会,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要建立学习型社会。所以这次规定的任务,我认为从幼儿教育到继续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都提出来了,而且非常具体。

    第四个方面,我们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有这样一些问题。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哪些内容?首先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的观念、多样化人才的观念、终身学习的观念、系统培养的观念。谈到人才,我们国家,我们党和政府,什么时候首先使用人才这个概念?我查了一些资料,大概是1983年。1983年,由于受10年动乱的影响,我们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当时国家计委牵头,联合13个部委,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次大规模的人才的需求与预测,最终的成果由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确定什么叫人才,中专毕业,包括中专生以上的,叫人才。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经济发达地区把人才这个概念改了一下,认为中专生不能算人才,至少要大专,有些地方认为大专生还不行,至少要本科。尽管有它一定的道理,也有缺陷。

    如果单纯从学历、文凭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人才,就有点过分强调学历、文凭了。我们说,人才是多样化的,你把“神八”、“神九”送上天是人才,把家里洗手间的马桶弄得不漏水也是人才。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跟我的学生谈到一个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数学家、中科院院士、武汉的女婿陈景润,弄了个“1+1=2”,当时徐迟同志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报告文学,叫做《哥德巴赫猜想》。我们的教育要不要培养出陈景润这样顶尖的数学家?当然要。但是试想,即使我们的教育能办到,培养的都是陈景润这种类型的人才,不见得是好事,这是从一个国家来讲。从一个单位来讲也是一样的,记得我在做行政、做院长的时候,经常跟副手谈到一个观点,我说如果一个班子里都是像我这样“胡说八道”的人,这个班子肯定不是一个好班子。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个班子里所有的成员都是我们曾经一段时间所提倡的“老黄牛”式的人物,大家都是“老黄牛”,我看这班子也不见得是个好班子。这是从一个单位来讲。从一个家庭来讲,也是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两口子个性都很强,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家庭就会战火不断。但是如果两口子都是老气横秋的,这个家庭一点生气也没有。经济学有个术语,叫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合理配置,一个单位的人才也要合理配置,一个家庭的两口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存在配置是否合理的问题。

    另外,创新培养模式。要教育学生注重知识积累,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实际上这并不是新的说法。197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把它翻译过来叫《学会生存》,在里面就曾提出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教会学生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以往的教育过于注重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而忽视其他方面。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批评现行的素质教育,认为现行的素质教育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以什么为例来批评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大龄男女没有结婚,媒体把他们称为“剩男剩女”,他就以“剩女”为题。为什么多女孩子剩下来呢?他说要从教育上找原因,尤其现在推行的素质教育总是教会女孩子要琴棋书画、能歌善舞,就没有告诉女孩子将来成家以后,柴米油盐就摆上了议事议程。很多孩子在这方面不会。当然这个批评有点过分。我们的媒体非常敏感。2009年9月9日,人们说很难碰到这样3个“九”在同一天,说这一天结婚成家可以长长久久,结果很多年轻人在2009年9月9日这一天选择结婚成家,结果正如我刚才讲到的,媒体非常敏感。不仅没有长长久久,10天以后,媒体发现,有很多对在这天结婚的新婚夫妇闹着离婚或者吵得天翻地覆要离婚。问题是什么引起的呢?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平常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会干。早上起来谁叠被子,谁拖地板,谁做饭,谁洗衣服,大家都不会干,也都不愿意干,你推我,我推你,最后就吵起来了。吵起来说性格不合,就离了。这就说明什么?我们的教育到底应该教会学生什么?仅仅是一点知识和技能吗?这值得思考,我们经常说素质,那么什么是素质?恐怕这也是素质。

    第三个方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这里涉及的内容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讲。

    第四个方面,鼓励先行试点,支持鼓励地方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为全面推进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和保障。因为教育,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街头的老太太,都有发言权,因为它涉及到千家万户。它跟有些东西不一样。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南海,打还是不打,你可以在网上理论,但是最终决定是打还是不打,那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没有多少话语权。但是教育不一样。而我们国家的教育,可以这样讲,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教育。政府主导型的教育有时候效率非常高,但是它付出的代价又比较大,换句话来讲,按照管理学的术语来讲,它决策成本很低,执行成本很高。举一个例子:武汉市前一些年,闹得沸沸扬扬,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初中的课程改革,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4门课合并为一门《科学》课,结果弄得老师、学生、家长都有意见,所以那些年,武汉“两会”中这件事每年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在初中至少有相当多的老师不可能把这4门课融会贯通地讲下来,即使能够讲下来的老师,概率也不是很高。在师资不具备的情况下,你就不经过严格的试点按照行政的力量将其推行,必然是问题。所以这次明确的提出,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所以这次规划纲要的出台,我个人认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它曾经两次向全国人民公开问计,征求意见。这是制度创新的问题。

    第二,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我们现在说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历以宁先生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公平的问题。他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教育的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业就不平等;就业不平等,收入就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就不平等;生活不平等,下一代就不平等。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讲,就是“代际传递”的问题。所以教育公平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公平,它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道理就在这里。没有教育公平,很难说做到真正的社会公平。那么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呢?有哪些举措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教育是什么?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是一种普惠性的事业,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可以看作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所做的郑重承诺。其次,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带“公共”的词比较多,什么公共财政、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教育等等。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在逐步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国家确实城乡差别比较大,这个城乡差别大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来讲,大概是4:1的样子。如果把城里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计算在内,我们国家城乡差别有多大?大概9:1的样子。当然这不是我讲的,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先生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再次,就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这体现了温家宝总理一贯的指导思想。温家宝同志当总理以后,明确地提出,今后中央新增财政主要用于农村的义务教育、农村的医疗卫生、农民的养老保险。尽管做起来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年,应当说是坚持这么做的。这就体现了这一辈领导人他们的执政理念。去年,我到西北师大主持答辩,他们告诉我,温家宝总理在甘肃包括九泉这一带工作了14年,他深知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疾苦。这里我顺便插一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更多地面向在基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如果没有基层工作,没有这个理念,就很难了解我们基层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老百姓的疾苦,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最后,努力办好每一座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也可以看作我们党和政府的郑重承诺。当然,难度很大。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在校生在世界居第一位,但是可以告诉大家,1998年以来,我们没有一个大学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被大学拒之门外;1998年以来,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也没有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被退学。当然我们不否认,1998年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有很多新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没有去报到,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的是觉得学校不理想、专业不理想,我们也不否认可能由于政策宣传,有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没有去学校报到,但是到学校去报到而被大学拒之门外,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这些年也有一些学生退学,原因也非常复杂,但是因经济困难而要求退学的,据教育部统计,基本没有。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这些年我们党和政府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资助的经费已经达到了600个亿。600个亿是什么概念,2005年19.8个亿,从2005年的19.8个亿到去年的600个亿,可见我们党和政府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所作出的努力。另外,提出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转型期教育所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刚才讲,5800万留守儿童,2000万流动儿童,这些孩子的教育解决不好,不仅仅是这些孩子能不能接受教育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问题。另外,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力。这次规定得非常明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残疾人的教育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限于国力,我们还有许多不足。这次明确规定,在每一个地级市,人口超过30万的县要办一个残疾人学校,要满足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的需要。残疾人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我始终有这个观点,一个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政府,不是一个好的政府。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在发生变化。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

    第三,提高质量,提高教育质量。这些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甚至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不得不注意到,我们的教育质量是在滑坡,甚至可以说是在大滑坡。当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批评比较多。高等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也是在滑坡。经济学里面有个“泡沫经济”,那么教育里面有没有“泡沫教育”?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所以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把学校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提高到教学质量上来。没有质量的提高只有数量的扩张是不行的,经济上有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教育某种意义上也有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这是我们今后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保障措施。这个保障措施跟以往不一样,我们以往提到保障措施首先想到钱,这次是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我认为这是我们党和政府抓教育找到点子上了,办教育办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没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投入再多的钱,这个教育也办不好。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所学校办得好与坏不是看有多少漂亮的高楼大厦,而是看有没有一批在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中小学教育也是一样。

    第五,去行政化。这个也是比较人们关心的。这里有一个是征求意见稿,后面是正式稿。征求意见稿中写到,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管理模式,正式稿把“逐步”二字取消了。这次关于事业单位的改革明确提出,五年期间要取消所有事业单位包括学校的行政级别,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办教育,赋予大学不同的行政级别,我们的大学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大学,所以我们国家的教育行政化、官僚化,为什么我们出不了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耶鲁大学前任校长曾经在耶鲁大学的学报上批评我们大学这种官本位的体制,谈到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使这位校长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他认为“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办了六七十年,人家不承认我们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教育应该是相当落后,他认为教育家灿若星海,这值得我们深思。这与我们的官僚化、行政化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个方面,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小学课业负担问题。中小学课业负担应当是困扰我国教育几十年的问题,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建议砍掉三分之一。现在我们的孩子课业可能越来越重,现在大街上小学生上学不是背书包而是拉着一个手推车上学,负担重到了这种程度。以往减负都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解决,其实这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教育的很多矛盾表现在教育领域,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所以这一次明确提出减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我认为这种提法比较辩证,尽管该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第二、中小学的择校问题。这也是困扰我们国家教育几十年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主管教育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就召开了京、津、沪3个直辖市教委主任的会议,还邀请了这3个市主管教育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来开会,试图解决这一个问题。坦率地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择校问题十几年困扰了我们国家的教育,也是引起老百姓对我们教育不满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哪些人在择校?有调查显示,不同家庭的学生进入高中途径的分布为,农民家庭的学生多数只能依靠分数上的优势上重点中学,通过考试进校录取率最高,但这并不是说明农民的孩子上重点高中的比例高,也就是说农民的孩子上重点高中主要是依靠分数上的优势进去的,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利用;而拥有更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长可凭借所拥有的资本来弥补孩子分数的不足。由此,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过,他上大学时他的同学中80%左右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新华社的记者曾采访我,我作了几点来回答:第一,温家宝总理他选择的是地质院校,地质院校历来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选择的地方;第二,当时不管这个政策是对还是错,确实对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有些倾斜;第三,现在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上不了大学,尤其上不了重点名牌,不是在大学被排斥的,而是在高中阶段就被排斥的;第四,现在高考有些东西是对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不利的。以往有个“县一中模式”,包括城里的孩子考不好,家长把他送到县一中,现在“县一中模式”不行了,因为城里这种超大规模的学校非常厉害的,很多东西农村的老师都不清楚。前不久有个报道讲崔永元做慈善,他把这些偏远地区的老师送到北京去学习。原因是,他有一次在农村学校听课,一个语文老师讲到飞机,一个学生问老师,人在上面坐在飞机的哪里,老师也没坐过飞机,想当然地回答说坐在飞机的翅膀上。崔永元听了以后就发起了让这些偏远地方的老师到北京去培训的慈善活动,而且要求每位老师坐一次飞机。这个老师也想去培训,也去坐飞机,她一下飞机,崔永元亲自来接她。这个老师一见到崔永元就说,“崔老师,我讲错了”,崔永元说,“这不能怪你”,这就是说现在考试的有些内容,有利于城市的孩子,不利于农村的孩子。那么到底哪些人在择校?在被调查对象中,我们现在的普通高中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是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在城市重点学校,择校生的比例达到25.2%,有些国家级示范高中可能还不止,可能超过30%。那么哪些人在择校呢?其中34.7%的人是私营企业主,因为他们拥有经济资本,23.5%和25.7%是高中层各种管理技术人员和各种专业人员的子女,这3者加起来大概是84%,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择校的学生84%的是私营企业的主、高中层各种管理技术人员和各种专业人员的子女。其他的16%即使都算作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择校也不过16%的比例。他们必然有意见。请注意,我们今天仍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去年两会后,温家宝总理召开了记者会,把某些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教育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升到了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国家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这样严肃地指出这些问题。所以我经常说,教育不仅仅是这些孩子能不能上学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我们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既然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就是要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如果在教育上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必然会有意见。这是择校问题。

    第三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刚才已经讲到。

    第四,中考、高考改革问题。这也是社会热点问题。我个人认为中考比高考还稍微麻烦点。现在中考是叫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尤其是综合素质评价,我们国内首先是在广东省试行,最后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因为在一个社会诚信度不高的背景下,无法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当然这样的理念非常好。现在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改进高中阶段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质普通高中招生名额后的分配导向作用,就是把这些名额分配到初中,这里面也有问题,因为中学里学生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样重点高中非常担心将来招收的学生参差不齐。我个人认为中考的改革不是特别明朗,但是高中的改革应当比较明朗,叫做多种考试、多元录取。本科入学的统一考试简称国考,高职高专的入学考试下放到各个省里考,高水平大学的联考。那么录取方式,首先择优录取,不管哪种考试首先要择优;自主招生,推荐录取,一些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从目前来看还比较好;定向录取,比如免费师范生,前年去年定向为贫困地区培养医生,以后必然要扩大到农、林、水、电、核这样一些艰苦行业、艰苦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国家社会拿出一定的经费资助,受资助的学生毕业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如果对这些艰苦部门、艰苦行业没有人才的扶植,这些地方、部门的发展就会滞后。另外,破格录取,就是录取那些天才、怪才;注册录取,去年江苏省已经在高职高专采用注册录取的方式,就是不经过高考,接受完高中教育就可以直接去这类学校读书。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今年的录取比例全国为75%。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具备条件,注册录取的方式应该逐步推广。

    最后讲讲我们国家教育事业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些问题。第一,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教育现在进入到大众化,那么,进入大众化以后,就有一个问题,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怎么处理的问题。一个社会,没有精英的引领,这个社会不可能进步,但仅有精英,没有大众素质的提高,这个社会也不能进步。这就是两者关系的处理问题。怎么处理?这是我们教育急需要解决的。我们教育的一些矛盾,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在西方国家我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什么途径?精英教育由私立教育去办,那么大众教育由公立教育来办。我们现在的矛盾在哪里?我们现在可以说精英教育是政府办的,大众教育也是政府办的。最好的学校是政府办的,最差的学校也是政府办的。西方国家大力打造公立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办得大致不差上下,这样老百姓就没有意见了,你要选择,你到私立学校只接受私立教育,当然私立教育也是受批评的。这就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另外,公立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地指出,要给民办教育一个发展的空间,把民办教育作为新的增长点,作为我们搞教育的,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呢?民办教育在西方国家就叫私立教育,顺便插一句,私立教育在这里不是指私人办的学校。在西方国家,凡是政府掏钱办的学校就是公立教育,一切非政府出钱办的学校就是私立教育,包括各种基金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资助的。当然,这些私立学校政府提供大量的补贴。在我们国家,我个人认为我们党和政府在发展教育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1957年以后把私立教育完全取消,导致政府公立教育一统天下,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所以办教育和办经济有相同的道理。为什么世界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制定反垄断法,不允许某一个部门某一个行业处在垄断地位,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哪一个部门哪一个行业处在垄断地位,就会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教育也是一样,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垄断,由政府来办学校,也就形成不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竞争。

    第三,教育内部的不同层次类别教育的协调问题。前面也涉及到了。

    第四,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刚才我讲,教育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很多问题出现在教育领域,但是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矛盾的反映。举一个例子,职业技术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去年,我们湖北省大概50万考生,湖北省考试院对家长和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真正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6%。为什么一方面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家长和学生却不选择呢?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往我们公务员考试,公务员考试的门槛是什么——大学本科。那么,高职高专的学生,连参考的资格都没有,一方面说它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孩子需要有一个上升的通道,你在这个方面都把它堵死了。你说重要,那他就不相信。现在改过来了。另一个方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去行政化的问题,去行政化,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的改革,尤其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单独让学校去行政化,恐怕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已经官僚化、行政化,你为什么单独让学校去行政化呢?学校去行政化,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整个社会改革不跟上,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第五,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教育公平的基点放在哪里?因为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处在一个大分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讲教育公平是必然的,但是教育公平我们要把握的基点在哪里?我认为,首先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从理念的提出到世界各国家的实现,大概有400来年的历史。400来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义务教育要做到公平,就要让所有的孩子接受大致不差上下的教育。政府把这一点做到了,功德无量。另外,非义务教育的公平是什么?非义务教育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去上北大、清华,这就有一个规则的公平,谁去上北大上清华,不说百分之百的人认可,至少绝大多数老百姓认可这个规则是好的。现在有些规则不见得是公平的,比如说自主招生的问题。自主招生一方面确实可以选拔人才,但是自主招生也有它的问题。什么问题?因为很多特长生,比如美术特长生、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这都是要从小培养,要用钱把他堆起来的。普通工人农民,有这个经济实力吗?即使他有这种经济实力,他有这种信息吗?他缺少。所以,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教育公平的基点要把握什么,这个是值得讨论的。

【作者】:范先佐教授 【时间】:2012-11-16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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