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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比进城:灾后羌族传统文化变迁新现象

【作者】: 【时间】:2014-04-29 【人气】:

        传统的释比作为羌族民间祭司,其活动范围以自己生存的村落社区为主,这与释比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一是与传承方式相关,释比传承方式主要有家庭传承、村寨传承,二者都是血亲传承;二是与民间传统习惯法相关,每个村落、家族都有沿袭而成的主事释比,每个释比从事法事活动都有严格的“领地”范畴与边界,不能随意篡改;三是释比本身不脱离生产,从家庭经济而言,从事释比活动只能说是业余活动,甚至有时会与农事相冲突。这三个因素决定了释比本身的守土性、民间性、宗教性、传统性等特点。另外,传统释比所从事的法事活动大多是“义务劳动”,没有具体的报酬规定,属于民间传统习俗活动。这种传统内在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释比不进城”的制约因素。

        释比生存境遇的变迁

        “5·12”汶川地震后,灾后羌族文化的命运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国家也予以了极大的支持,羌历年、羌笛、羌绣、羊皮鼓舞、瓦尔俄足节、《禹的传说》、《羌戈大战》等相继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省、州、县级的羌族“非遗”传承人体系基本形成,碉楼、莎朗、羌绣、多声部民歌《尼萨》成为羌族文化名片。羌族的口头传统在灾后重建中得到了有效保护与传承,同时,羌族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也得到深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成为羌族文化重建的关键动力。

        灾后释比的生存境遇较以往呈现诸多变迁和改善,集中体现在:一部分释比秉承传统生活方式,依托村落社区,从事耕作劳务,只在民俗活动时举行传统的释比仪式;一部分释比搬到城镇中,基本脱离耕作生产,以做法事、参加文化展演为生;另有部分释比则在农忙时回家帮忙,农闲时进城谋生,类似于“宗教打工”,但这部分数量不多,且居所、时间不定,未形成主流。

        总之,释比进城是灾后羌族传统文化变迁的一个新现象。释比进城分两种情况,一是凭自身能力在城镇中立足,二是通过演艺公司、地方文化部门在城镇中生活。从调查情况来看,茂县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肖永庆、省级“非遗”传承人余有陈、州级“非遗”传承人杨德芝属于前者,而理县的州级“非遗”传承人王小刚、王小勇属于后者。

 

        82岁的肖永庆,茂县沟口乡人,于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羌历年传承人,“5·12”汶川地震后迁到县城居住。在笔者问及他到城里的原因时,老人说主要是在县城里生活更方便些。当然,这也不是唯一原因,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后,请他做法事的人增多,尤其是县城及周边的人居多。这样住到城里后,既方便了生活起居,同时增加了收入。另外,国家每年给予一万多元的传承补助,老人基本上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63岁的余有陈,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人,是四川省羌历年“非遗”传承人,他也认为住在城里生活起居更方便些。在访谈中他多次强调自己是个农民释比,而不是“舞台释比”或“表演释比”。

        与上述两个释比传承人相比,理县休溪村释比王小刚、王小勇兄弟二人进城的方式是通过官方途径实现的。二人在外出打工中,从景区的民族文化展演中进而反思到自己民族的文化命运,激发了学习传承羌族传统文化的决心,便主动向邻村老年释比周润清学习开坛经,现已基本掌握了法事仪式程序及主要经典,成为周边有名的最年轻的释比。灾后,羌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传承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二人由此进入县文化局工作,客观上也鼓励了周边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文化调适使释比传承获得新途径

         释比传承人在灾后境遇中出现了村寨传承与城镇传承两种情况,从当下研究情况来看,诸多观点对村寨传承予以肯定,而对城镇传承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离开村寨语境的传承会导致传统的变异,甚至有商业化之虞。笔者认为,释比进城与城镇传承既是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发展,也是新时期的传统创新,其间蕴含着巨大的传统可持续发展的内趋力。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创造”理论,认为许多今天所谓的“传统”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创造、制定或自然形成的,并非是千古不变或先民千年遵从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也提出文化“再造”理论。释比文化之所以能够顽强保存到现在,关键因素在于它自身的合理化改造与创新,释比文化中融入了大量的儒释道为主体的汉文化因子,这种文化调适不仅实现了自身文化内部的再平衡,同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当下羌族地区经历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植根于农耕社会的释比文化面临严峻的转型危机,通过国家、政府部门、学者、村民等多元力量的有效合作而进行的村寨传承,对延缓传承危机无疑是有效的。但与这种“保护”意味浓厚的传承相比,城镇传承更有创新性与生命力,更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并根据新情况对传统释比文化进行合理化改造,从而使这一古老传统得以再生。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带来了人自身的内心世界的压力。当下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呈现加快趋势,其中西部民族地区青年通过读书、打工、工作等形式大量流向东、中部城镇地区,其携带的文化基因、价值观念与城市文化存在着诸多不适。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城镇进行传统传承的释比,实质上承担了协调社会紧张关系、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文化功能,由此也为传统文化再生创造了新的途径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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